刑辩网首页 >顾问团>论文
律师辩护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徐静村 2005-03-28 17:08:03 来源:


     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修正,在诉讼民主化方面前进了很大一步。犯罪嫌疑人得以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作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与控诉一方平等地向法庭举证证明案件事实的权利。这些规定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加强是一个很大的推进,其意义不可低估。但修正案在具体程序的设计上,尚有粗疏之处,以致难以明白地体现上述修改的立法精神,同时也给法律的实施带来了困难。这些问题如果不在理论上加以解决,实践中必然各行其是,出现偏差。

    一、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里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可以做些什么,并未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属刑诉法第82条第4项规定的“诉讼参与人”中的哪一种。于是论家蜂起,或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或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也有主张称为“法律帮助人”的。这些称谓的共同之处,一是有违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4项所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称谓规范,二是仅根据律师的某项具体工作内容来给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角色定位失于浅薄,也是不妥的。笔者认为,现代刑事诉讼的格局,是由控、辩、审三种基本权能在共存中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诉讼中的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分别是控、辩、审三种权能的承担者;诉讼参与人无论其与诉讼结果有无关系,当其介入特定案件的诉讼之后,他就必须担当起法定的某一种角色,按照法律给这种角色规定的权利义务履行相应的权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并且规定这种权利可以委托律师代为行使,而律师的职责就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为委托人进行辩护,使委托人获得公正合法的诉讼结果。因此,律师只要接受被控告者的委托介入诉讼,无论在什么诉讼阶段介入,他在本质上都是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他只属于“辩护人”这一种诉讼参与人而不是其他。有的论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关于“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规定,得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结论,从形式上看似有道理,但这种意见没有解决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在实在意义上的定位归属问题。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嫌疑人委托提供法律帮助应是辩护人身份,但法律规定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案件侦查阶段唯一能够对其提供法律帮助的人,他所提供的帮助当然只能与嫌疑人行使辩护权有关。律师无论是了解涉嫌罪名或者会见嫌疑人,都不是扮演控方角色,不是为了向侦查机关提供有罪资料或线索,不是为了将嫌疑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有同志说,律师在侦查阶段向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仅属于一般法律行为,不带有辩护性质;为嫌疑人代理申诉、代理控告都是代理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侦查阶段的律师可称为“诉讼代理人”。这些意见也是有失偏颇的。律师在会见嫌疑人时向嫌疑人解答询问,一般都要涉及嫌疑人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哪些情况可作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处罚的辩解等。这种解答本身旨在帮助嫌疑人依据事实和法律正确应诉,而其侧重点显然在指导嫌疑人正确地准备辨护理由,因此这种解答不是一般的解答行为,而是帮助嫌疑人正确进行防御准备,这种行为无疑是辩护性质的活动。至于代理申诉、代理控告,则是在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实施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并因而侵犯了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时,法律赋予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进行救济的一项权利,这项权利同样旨在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例如对非法扣押的申诉、对刑讯逼供的控告等。这项权利的运用显然是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行使辩护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笔者看来,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所承担的各项任务,在本质上都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法律没有规定此时的律师为辩护人,是因为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主要应由侦查机关迅速及时地查明案件的真实性情况,收集一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查获犯罪人;由侦查阶段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在这个阶段尚不需要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发表辩护意见,所以法律只赋予律师为嫌疑人提供有限的法律帮助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刑诉法第82条规定的诉讼参与人中,除当事人享有外,只属于辩护人这种诉讼参与人所具有,其他诉讼参与人并无这些权利。同时,刑诉法第33条虽然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刑诉法第32条在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时,并未对侦查阶段是否可以委托辩护人加以限制,而只在第96条中规定侦查阶段嫌疑人可以委托律师,可见在侦查阶段法律允许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仅限于律师。上述同时说明,刑诉法第32条、第33条、第96条的规定彼此并不矛盾,给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杜撰一种法律规定之外的称谓也是不必要的。

    二、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代理申诉、代理控告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代理申诉或控告,但刑诉法对在侦查程序中什么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申诉以及如何申诉、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出控告以及如何控告,都没有具体的程序规定,这就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困难。
    关于什么情况下嫌疑人可以提出申诉问题,笔者认为,凡是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必须遵守的程序制度没有遵守,或者法律规定侦查人员不得违反而偏偏违反,并因而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时,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应有权根据刑诉法第96条第1款的规定代理嫌疑人提出申诉。例如扣押了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或者扣押的物品、文件没有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并开列清单交付一份给持有人(当持有人即嫌疑人时);对于扣押的物品、文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扣押、冻结, 退还原主或者邮电机关而没有及时退还的;嫌疑人被拘留后没有在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或者查明不应当拘留后,没有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的,等等。凡有这类情形之一者,嫌疑人委托的律师都有代理提出申诉的权利和义务。
    至于申诉的程序,可以参照刑诉法第146条的规定办理:嫌疑人及其律师在确认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并因而侵犯了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之日起,7日以内可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诉,要求纠正,侦查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诉后的7日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通知嫌疑人;如果侦查机关拒不纠正,继续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嫌疑人及其律师应有权提出控告。
    关于哪些情况下嫌疑人可以提出控告的问题,前述仅是一种特例,旨在通过控告,由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加以纠正,从而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刑诉法第96条第1款规定的控告主要不指这个方面。第96条第1款规定的控告,主要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侵害嫌疑人权利和利益构成犯罪的行为。例如法律严厉禁止的刑讯逼供、刑讯逼证、非法拘禁(包括传唤、拘传嫌疑人持续时间超过12小时,或者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嫌疑人)、非法搜查、报复陷害,以及检查女性嫌疑人的人身没有按规定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进行侦查实验造成危险或侮辱人格或有伤风化等。当侦查人员实施了这些行为而侵害了嫌疑人合法权益时,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有权为嫌疑人提出控告。
    向谁提出控告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之规定,这类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应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因此,律师代理控告,应向人民检察院提起。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后,应当通知侦查机关另派侦查人员侦办案件,对被控告的侦查人员,检察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进行追究。这时,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在前一案件中是辩护人的地位,在后一案件中是诉讼代理人的地位。如果嫌疑人另外委托一名律师为后一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也是可以的,但若嫌疑人在押,承担后一案件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将因不能与在押的嫌疑人会见了解有关情况,而难予实现其代理任务。

    三、关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会见权”和“会见在场权”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叫“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根据国际上的共识,所谓“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一般指危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就我国来说,应指由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当这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会见请求时,才涉及应经侦查机关批准的问题,这一点也应成为我国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共识,否则律师和侦查机关都将很难把握是否应当批准会见的界限。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还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由于法律未进一步规定在场的目的和方式,所以司法界和律师界对此理解不一。对此也应从国际惯例和立法本意两个角度来统一认识。联合国制定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由警察拘留或监狱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也规定:“逮捕、拘留或监禁的人与律师联系协商时可在执法人员仍看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法中作了类似规定。其立法用意,主要在于保证会见时嫌疑人和律师的安全。我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国1996年刑诉法修正案在允许律师于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同时,也规定了侦查机关的会见在场权。这样规定的目的,仍是为了保障会见的安全。因此,侦查人员在场的方式应以采用目光监视为宜,以不能听见会见谈话为度。只有这样,犯罪嫌疑人才会放心地与律师交谈,将事实真象告诉律师;律师也才能够针对嫌疑人的实际情况,为他提供有益的法律帮助。如果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就在旁边倾听谈话,必令嫌疑人心存疑虑,缄口不言,这就必将使律师会见的法律规定变得毫无意义。

    四、关于辩护律师阅卷的范围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实践中对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资料”和“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各包含哪些内容,认识很不一致。
    关于“诉讼文书”,一般认为,应指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制作的具有重要法律意义和诉讼效力的文书,如起诉意见书、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判决书、裁定书等。这种认识失于狭窄。现代诉讼中,诉讼文书应指诉讼主体(包括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依照法定程序和要求制作的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的各种文件,除上述起诉意见书等外,还包括司法机关制作的拘留证、批准逮捕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扣押冻结财物清单等程序性文书,以及处理各种程序问题的决定等,也应包括当事人及其律师制作的申诉书、控告书、各种申请书等。这些诉讼文书中凡是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自己制作的,一般留有附本,不需要查阅,但同案其他嫌疑人及其律师制作的,则可能有查阅的必要,因此,应将其纳入律师有权查阅的范围。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查阅拘留证、逮捕证、搜查证等程序性文书,主要是了解侦查活动是否遵守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度;查阅起诉意见书的目的,是为了知道侦查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什么评价,包括对犯罪事实和罪名的认定,以及根据什么证据来认定。这对于律师了解案情,开展工作, 提出有质量的辩护意见至为重要。
    关于“技术性鉴定资料”,有的同志认为仅指“鉴定结论”,也太狭窄。勘验检查笔录、尸体剖验记录及结论、侦查实验记录等也应属于“技术性鉴定资料”的范围,如果这些资料看不到,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凭什么申请重新勘验呢?关于辩护律师审判阶段在法院查阅“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包括哪些内容问题,刑诉法第150条的规定实际上作了回答。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律师在法院开庭前查阅案件材料,只可能看到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其他东西都看不到了。因此,律师在庭前阅卷的意义,主要在于了解检察机关对于被告人犯罪事实和罪名如何认定,持有哪些方面的证据来加以证明,也就是说只能从阅卷得到若干信息,据以进行相应的辩护准备。

 

 
   
  刑事辩护网络课件内容及使用方法  
更多>>